第四章 “西化”没有出路
台湾一批诗人，早先做着现代派的摸索，并在其中浮沉。
经历过五、六十年代一窝蜂似的“西化”时期，到了七十年代之初，才发现这条路走不通。
他们回过头来，从事本土风格的创造，整个地是一个相当繁杂而又艰巨的大工程。由“横的移植”回到“纵的继承”，再到“合璧”。
非马避免了走弯路，他并没有搞“横的移植”，没有走“恶性西化”的路。
他挣脱了桎梏，既学习并吸收西方“现代”艺术，又不脱离现实并且深化和提升现实，比较明显地抵制“恶性西化”的影响，不受沾染，走自己独创的艺术之路，被称为“台湾诗坛的异数”。
一、诗的“憎恨”
如果说，《星群》（1957）、《港》（1958）是非马诗创作的最早产儿；那么，伴随着他的次子马楷的诞生，1965 年，他的诗创作的新的产儿，来得何迟！
1965 年《现代文学》杂志第26 期，刊登非马诗二首：
其一，《你是那风》：
你是那风，摇曳
婆娑的椰树
于白云深处
使他寂寞
你是那风，激荡
女面鸟的歌声
在严重的时刻
引他思乡
你是那风你是那风
垂死爱情的扑翅
上帝最后的叹息
我读此诗，喜欢“垂死爱情的扑翅”这个意象。
爱情到了“垂死”地步，仍然“扑翅”欲飞，伤感而又振奋，让人痛心而又不甘屈服。很积极入世。
“上帝最后的叹息”也是如此。即使“叹息”也大气，显示一种瑰伟。
因此，“风”的意象不凡，是一种高层意象，“虚”而不“实”。在于它是“怪异的”，使人对之倾倒的莫名的“风”啊！
这“风”，连“上帝”都为之莫奈何，是一种宇宙超力，“大虚”！
也是“神秘”的。
非马诗创作一开始便有“神秘”味道，在于运思方式的“虚观”。这或许兆示诗的一种未来走向，兴许非马拥有某种“先知性”、“超前性”。
其二，《我开始憎恨》：
我开始憎恨
野鼠泥湿的足爪
窜过黑夜的旷野，我郁闷的胸膛
我的胃翻腾如海上流浪的手风琴
当一只消化不良的黑猫
在病月黄黄的手指摸不到的角落
呕吐着傍晚时一个鱼白色的笑容
不久灰雾将再度升起
自漠漠的湖面你的眼睛
而当烈日终于揭去你的面纱
我们的相望定必更陌生吧
因那时我们将已是一尾尾死了的鱼
在发臭的滩上曝晒干瘪的眼球
此诗的意象，使人心神不宁。
“死鱼曝晒干瘪的眼球”，给人一种绝望的痛苦。
到此止步。非马没有走向“恶性西化”！
──因为，他已经“开始憎恨”。
我理解，他已经开始憎恨诗创作艺术的“恶性西化”。
于是，非马的诗创作，从一开始就能较自觉地作“本土化”（民族化）的回归。
这个理解对于这首诗牵强吗？恐是诗的多义性问题。
在非马，当时那种强烈不安的心灵，情绪表现在多个方面。自然有诗创作方面的。
我把这首诗，读作一种艺术（诗的“恶性西化”）的意象了。
非马诗创作营造意象的“远距离”艺术，早早地便开始起步了。
非马答我说：
我离开台湾时，在诗坛上无藉藉之名，又不属于任何诗派或诗社。《现代文学》在1965年发表了我两首诗，已经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二、友情与奉献
这段时间，非马的生活表面上安定了下来，但他的内心，还是一直为是否要“更上一层楼”（指学位）这意念所苦。亲友们的期望，可以不去理会，但他自己知道，“不把博士学位拿到手，虚荣的心将永远不得安宁。”他答我说，“那时侯写的几首诗，多多少少反映了这种矛盾心情。”
1967 年，碰巧非马的工作部门因亏损过巨，公司决定把它关闭。这正好替非马下了继续入学深造的决心。
部门里有一位顾问，是威斯康辛大学电机系主任，对非马的能力颇为赏识，当时，他主动把非马推荐给该校核工系主任，给了他奖学金。
就这样，非马再度回到了学校，进入陌地生的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核工博士学位。
也就在这时候，白秋同非马取得了联系。
当时，白秋正好担任《笠》诗刊主编。他希望非马能大量译介在世的美国诗人的作品，说好要“有泥土味和汗臭味的”。他愿意提供大量篇幅，让非马每期介绍一本刚出版的诗集。并答应积到了相当份量，便为非马编选一本译诗选出版。
这样，非马开始大量地翻译当代美国诗人的作品。每两个月一集，两三年下来，数量相当可观。后来并及于其它地区的诗人诗集。
他说：“我做这桩工作的时候，奉献的成分居多。没想到，到头来，得益最多的，却是我自己。”①
与此同时，非马自己的作品，也在《笠》诗刊上登台。并且，一开始便受到台湾诗坛的注目。大家纷纷问白秋：
“非马是谁？怎么一出手便这样不同凡响？”
白秋告诉他们：早在多年前，非马便同他在台中街上“踢土”（闲逛）了。
《笠》诗刊为什么会大量刊登非马的诗作和译诗？
因为与白秋结识，非马和《笠》诗社及其同仁们的关系较好。非马说：
《笠》诗社的同仁，是清一色的台湾人，我是唯一的例外（虽然我生在台中，我的籍贯仍属广东，因此成了外省人）。他们大多具有本地人纯朴与脚踏实地的乡土精神，而在台湾现代诗的发展史上，他们多少受到有意或无意的排挤与漠视，这是我一直同他们保持联系并支持他们的原因。只是近年来台湾的本土意识似乎过分强烈膨胀，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免受到影响，而多少变得有点疏远了。这是令我耿耿于怀的憾事。
当时，台湾诗坛“恶性西化”的诗风甚烈。
客观地说，西方现代诗，并不都是晦涩的和脱离现实的，西方现代艺术有它的先导性，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只是走到极端，“恶性西化”就不好了。《笠》诗刊和白秋，当时能提倡“有泥土味和汗臭味的”诗，对诗坛的“恶性西化”是有抵制作用的。这时候，刚好非马在译诗和诗创作上，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和非马便一拍即合。
非马带有“泥土味和汗臭味”的译诗，也正好说明西方现代诗，也有与时代与现实结合紧密的。学习西方现代艺术，也并非要离现实越远越好，越晦涩难懂越好。
（话说回来，无论中外诗人，写诗要脱离时代也难。如像鲁迅先生说的，想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在此问题上，不必过多担心。真正的好诗，总是与时代和现实有形或无形地纠葛着，而有形则有限，无形乃无限。《笠》诗社提出带有“泥土味和汗臭味”的译诗，仍然有所局限性，停留于“有形”。）
大量翻译“有泥土味和汗臭味”的欧美当代诗，从中吸收了不少营养，对非马自己的诗创作，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非马自己的诗创作，也就能较自觉地学习西方现代艺术，以现代艺术深邃地表现现实生活，有效地挣脱“恶性西化”的桎梏，而又不陷入图解、复制现实生活的泥潭。
后来，非马一直坚持译诗，一读到好的西方现代诗，就顺手把它译了出来。
有一个时期，非马对玲珑可爱的美国意象诗特别感兴趣。对他影响较大的，是“疲脱”（Beat）诗人劳伦斯·佛灵盖蒂（ Lawrence
Ferlinghetti,1919－ ）, 非马很喜欢他那种独创的自然抒发的诗型，机智而口语化。
美国之外，非马比较喜欢土尔其诗人纳京·喜克曼（ Najim Hikmet,1920－－1963）。他的诗简单而美丽，把逼人的现实，天衣无缝地融入了诗里，令非马叹为观止。
至今，非马已翻译了一千多首外国诗，其中大部分是英美及欧洲诗人的作品，还有拉丁美洲的。
艾略特、波特莱尔和庞德，都是非马心仪的诗人。
他非常喜欢艾略特的作品，在他的心目中，艾略特的诗诗味最浓。艾略特关于传统以及一些对诗的看法，都深得他的心。1965──66年间，非马曾译了他的几首诗，在《现代文学》上发表。
非马认为，这三位诗人都对现代诗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1978 年，非马出版了译诗集《裴外的诗》，介绍了这位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作品，颇多得益。
非马的另一本译诗集《让盛宴开始──我喜爱的英文诗》（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 1999 年6月版），用英汉对照的方式排列，每首诗后还附了他自己写的“简析”。
后来，非马对台湾诗坛一度陷入“恶性西化”的状况，作了回顾式的批评②说：
早期的台湾现代诗，没有继承中国新诗的写实传统。相反地，在工业化社会影响下的台湾诗人，一窝蜂转向西方，生吞活剥地接受了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与流派，并且用西方的个人主义，作为逃避现实的藉口，深深地走入个人的内心世界，孤立于社会与时代之外。在他们的诗里，我们看不到一点当时的社会与时代面貌。事实上，如果把他们的诗译成英文而不加以注明，我相信没有多少人会认出他们的出处。这种极端脱离现实的东西，当然无法得到大众的共鸣。而诗人们毫无节制地使用从西方学来的半生不熟的超现实主义技巧，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经验与想象范围之外，结果是诗的读者一天比一天减少。大部份的现代诗，变成了少数几个人的文字游戏。
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七十年代，经由现代诗论战以及后来的乡土文学论战，
引起了文学工作者特别是敏感的诗人们的深切反省，才有所改变。
三、现代艺术的真谛
1969 年，非马获得核工博士学位，从此进入芝加哥阿冈国家研究所，从事核能发电研究工作，一直到退休。
1970 年，非马的诗作《画像》、《我失手扼杀的鹦鹉》、《子夜弥撒》等，被选入日文的《华丽岛诗集》，同时被选登在田村隆一主编的《都市》杂志上。
田村隆一的《都市》杂志，相当前卫；而田村隆一本人，听说在日本的声望极高。一位诗人告诉过非马，田村隆一被邀请到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时，有日本女学生来看他并服侍他，那种必恭必敬的态度，有如他是一尊神。
且读《画像》：
就这样让没有焦点的眼赤裸裸
去同太阳的目光相遇
当旋风运秋野交叉的枝梗在你嘴角
构筑一个苦笑的时候，我瞥见你的灵魂
自枯焦的须丛中灰鼠般窜出而又急急钻入
你黄黄板牙后面沉默的黑暗
据非马自己说，《画像》一诗，是看了梵谷的画像而得到的灵感。
当然，只是具象的感触罢了。
其实，这是一帧写社会麻木、萎蘼的意象画，一幅社会扫描。
它应是“商业化”社会衰败面的一种“虚观”。
具象与抽象之间，取一种“远距离”的契合。具象是人的面象：眼神迟钝、痴呆，面对“太阳的目光”是无任何反应的。
这个社会的灵魂，更是萎缩的。
“灵魂／自枯焦的须丛中灰鼠般窜出而又急急钻入／你黄黄板牙后面沉默的黑暗”──灵魂被胁迫、挤压，活动空间极为狭窄。
可说是人的面像，更是社会大象扫描。这首诗的现代艺术特点，它的象征性是“远距离”的，有“壅隔”，但没有沾染西方现代派的灰暗、颓废。
《画像》一诗，应是非马学习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典范之作了。
1970 年前后的诗创作，对于非马来说，应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