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现代“两比”艺术
非马在《我的诗路历程》①一文的结尾说：
最近我的一本诗选《非马集》在香港出版，有一位书评者注意到我结合现代派与写实派的企图，想用现代主义的技巧来表达现实的社会与生活。这确是我多年来一直努力的方向。我替自己悬了一个高远的目标：“比现代更现代，比写实更写实”。至于能实现多少，只有看我自己今后的努力，以及读者朋友们的鼓励与鞭策了。
“比现代更现代，比写实更写实”！
这是非马替自己悬挂的一面现代诗美艺术的旗帜。
此旗迎风猎猎，威灵远播。我把它称作“现代‘两比’艺术”。它的目标，是要实现两个超越：既超越现实，又超越现代。
这种现代“两比”艺术，既是一家独创，又代表了现代诗美艺术的一种发展方向。
一、两全其美
1975 年，非马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在风城》②。诗集的出版，距 1957 年在《公论报》发表《星群》相隔近二十年，非马的心情难以形容。但出版后的反响，却令他吓了一跳。
《在风城》是由白秋催生的，封面设计也是他作的。《笠》诗刊第 70 期（ 1975 年 12 月）推出了《<在风城>的风声》特集，参加执笔的有诗人桓夫、赵乃定、林焕彰及李魁贤。他们对《在风成》毫无保留的赞誉与嘉许，给了非马莫大的安慰与鼓励。特别是林焕彰在文章的末尾说：
我这里所选出的十一首，是我特别喜欢的，比起洛夫的《魔歌》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把非马同当时的台湾诗坛“霸主”洛夫相提并论，加以比较，对诗坛无疑是一个冲击，引起舆论波动。
《笠》诗刊以后的几期，还陆续不断地有诗人和读者们的读后感刊出，给予《在风城》相当不错的评价。
这之前，非马开始了英译中文诗，并对用英文写诗发生了兴趣。
非马拿到核工博士学位以后，开始大量在《笠》诗刊上译介英美现代诗；同时，他自己也用英文创作诗。1971年他的两首英文诗《梦与现实》和《在风城》被选入美国的英文诗选。
1972年，白秋想争取到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请非马把他的诗翻译出来。非马英译了白秋诗集《香颂》，它写一对贫贱夫妻的日常生活，手法相当新，也写得相当深刻。可惜，因其它原因白秋后来没去成，在台湾用英汉对照方式，将《香颂》出了两个版本。
1973 年，非马的英文诗《暴风雨前》和《哈佛广场》，被收入另一本英文诗选。
这一年，非马还英译《笠诗选》，在《笠》诗刊发表。
非马对中译英文现代诗兴趣很浓，而对英译中文诗，则视若苦役。英文不是母语，当然是原因之一，但遇到中文里有不成熟或毫无诗意的地方，该对照翻呢，还是把它们改写？这问题常困扰着他。非马常说，翻译是一面照妖镜，许多在原文里像模像样的东西，常被照得原形毕露。不过，非马在中、英诗的对译中，有了充分的艺术比较，对他自己的诗创作大有好处，使他在现代诗美艺术上增益匪浅。
进入八十年代，非马诗创作的“丰收季”到了。
1983 年《非马诗选》（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1984 年《白马集》（台北时报出版公司）和《非马集》（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 1985 年非马和别人的合集《四人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1986 年《笃笃有声的马蹄》（《笠》诗刊出版社）和《路》（台北尔雅出版社）出版。
这是非马诗创作的高产期，接连出版了六部诗集。
经过多年的探索，他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诗路。
非马的现代“两比”艺术，是由他自己以前提出的现实与艺术“两个至上”发展而来的。现代“两比”艺术与“两个至上”的提法，前者不仅准确一些，也要“前卫”一些。
非马在一次讲话③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诗人的任务是用最少的文字，负载最多的意义，打进读者的心头最深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诗人必须是一个严肃的艺术工作者，他必须懂得如何去运用技巧，如何去选择最有效的语言，创造最准确的意象，使写出来的诗成为独特的艺术品,这样才有希望感动人。从这个角度看, 我是绝对拥护“艺术至上”或“技巧至上”的论调的。
但诗要感动人，特别是要感动许多人，必须与大多数人的共同生活经验息息相关，同现实世界紧紧结合。诗人虽然不一定要成为大众的代言人，但他必须能够与同时代的人充分沟通，才能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希望些什么。更重要的，我认为一个有良知的现代诗人，必须积极参与生活，勇敢地正视社会现实，才有可能对他所处的社会与时代作忠实的批判与记录。从这个角度看，我又是“现实至上”的拥护者。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既拥护“艺术至上”又拥护“现实至上”是一种矛盾。因为一般人不是拥护这一边便是拥护那一边，很少有两边都拥护的。即使有，也都是采取折衷的办法，就是走中间路线，两边都拥护一点点，两边都不得罪。但我想中国现代诗需要的不是这种温吞水的中庸之道。我觉得“艺术”同“现实”，与“科学”同“文学”一样，都不是对立的东西。它们彼此之间并不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可以要求一首诗有个非常现实的题材，同时又是一件完美无瑕的艺术品。把“现实”与“艺术”都发挥到极致，两者都达到“至上”的地步。
他接着还说：
一个眼光锐利的文学工作者却往往能够穿过事物的表面，看进现实的核心。如果他同时又具有足够的文学表达能力，把这种现实用艺术的手法，包括超现实的手法，完美地呈现出来，那么他的作品便有可能感动人。
如果我们对文学采取类似上面所说的，“艺术”与“现实”两全其美的态度，很多矛盾便可迎刃而解。
非马这里说的是“两全其美”，即“把‘现实’与‘艺术’都发挥到极致”，这才是现代“两比”艺术的本质精神。
二、植根现实，跳脱窠臼
非马的现代“两比”艺术，既具开放的现实主义精神，又具“现代”艺术特色，实现了二者的统一。读两首《黄河》，看看诗人如何不囿于现实桎梏，而有所跳脱的。
其一：
溯
夹泥沙而来的
滚滚浊流
你会找到
地理书上说
青海巴颜喀喇山
但根据历史书上
血迹斑斑的记载
这千年难得一清的河
其实源自
亿万个
苦难泛滥的
人类深沉的
眼穴
其二：
把
一个苦难
两个苦难
百十个苦难
亿万个苦难
一古脑儿倾入
这古老的河
让它浑浊
让它泛滥
让它在午夜与黎明间
辽阔的枕面版图上
改道又改道
改道又改道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血泪和苦难汇聚的河！
两首《黄河》，大气磅礴，意象雄浑，根植社会现实，当属民族史诗之列。
前一首溯“源”，后一首析“流”。
前一首，用地理书上的“源”和历史书上的“源”，两相比较，得出诗人的独特发现。诗人发现“被俗常目光埋葬了的诗意”：“这千年难得一清的河／其实源自／亿万个／苦难泛滥的／人类深沉的／眼穴”！这就跳出了“实象”的“河”，不落于一般写黄河（甚至包括“母亲”意象）的旧的窠臼，而进入了“灵”的层次：人类苦难历史之“河”，出“虚”，肉眼不可见。原来，“苦难”之“源”，是“人为”（“眼穴”意象）的，历史上各种腐朽罪恶的专制制度造成的。
后一首，则突出剖析“苦难”之“流”。不仅用数量类垒法营造意象：苦难频频加重；更以“改道又改道”的意象叠加，强调对“苦难”实行“改道”的苦难！“苦难”一再加码，而“改道”却不改其“辙”：只是重复历史的“回头路”！诗人不流于状写现实之表象，而是于此深化、提升了“现实”。诗人针砭的锋芒所及，绝不是消极的怨恨，而是积极入世的，看得出寄希望于“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真正找到涤“浊”出“清”的“道”！
“改道又改道”的意象，紧扣历史和现实，令人深思！
有人认为非马的诗创造属于现实主义主潮，更有人认为非马多用现代派手法，对现实主义有较多超越。安晨先生在《非马自选集》④卷首文章中认为，非马是“写实的现代派，现代的写实派”。他说：
如果说注重诗的社会性和现实性的非马属于“写实派”，那么同样注重诗的艺术技巧的非马则属于“现代派”。他努力用现代主义手法来描写现实生活，因而他的诗作既避免了写实派易犯的浅显直露、淡而无味的毛病，也避免了现代派易犯的晦涩艰辛、无病呻吟的弊端。
安晨先生的意见大致不错，非马是传统和现代结合型的诗人：既承继现实主义积极入世的传统，又用现代艺术超越旧的现实主义的窠臼。其实，对于非马我们大可不必谈什么主义，也大可不必拉什么派别。非马的诗创造是一种独立现象，即“非马现象”。非马自己的现代“两比”艺术，便作了很好的概括。非马的诗创造，极具一种对中国传统新诗的变革精神和创造性的继承性；又极具时代和社会现实的深邃性，深入到时代和社会现实的最深层次。非马的诗创造与现实、历史和人生是不可分割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成为海外华人赤子一种文化心态和美学趣味的典型体现。非马的诗创造作为一种高层文化现象，无疑对民族的精神文化有所提升。它们是人的自我意识与历史自觉的深刻感应和融合，凝聚了现代人历史的使命感和时代的责任感。
现实，诗的宇宙。非马的诗关注现实，针砭时弊；但对于非马而言，这显然是不够的。非马的诗不泥滞现实，超越现实且升华现实，并给现实以另一种完美的塑造。
诗与现实的问题，是关系到中国诗的发展命运的根本问题，并且决定中国诗的发展方向。但是，诗与现实的问题，并非普遍性地解决好了。
非马的诗创造，运用现代“两比”艺术，将诗与现实的问题解决得比较好：
从根本上说，诗植根现实土壤，与现实紧密联系，却又不停留和“再现”现实，而力求对现实有新的发现和“表现”或者“隐现”；
因为对现实生活有最敏锐的投入，又具一种开放的眼光，诗人对人类现实生存状态有多元的、深层的思索和开掘；
把历史的使命感和时代的责任感注入“自我”表现，使自我成为“时代的自我”和“开放的自我”；
诗写现实不是依照现实的时空顺序，而是从内心视角出发，将心灵的震颤和情绪的波动超时空地展现出来；
拥有批判的人格精神，面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沉思与拷问，也拷问这个世俗社会，展现探寻生命底蕴、求索人生真谛的心灵运行轨迹；
运思方式虚实结合而又出“虚”，以“虚观”审视社会事象和自然物象，因为具象的“实”而获得现实感，又因为意象营造出“虚”而引发自由想象，灵魂翱翔于超现实的时空。
三、现代艺术的“转型”
先读一首小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