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非馬及其現代詩研究

江慧娟

高雄師範大學

2004年
第一章緒論

在中國源遠流長的文化歷程中，詩歌作品一向是耀眼奪目的時代標記，偉大詩人們嘔心瀝血所開創的作品，以彪炳千秋的光輝照耀於古今，而絢麗多彩的藝術風貌更撫育著世世代代中國人的心靈深處。此些優秀作品中所賦予之崇高人格、深刻哲理內涵與詩化情韻，陶冶著人的情操，雕塑著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作爲中國文學的一支，台灣文學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與整個中國文學有著密不可分的血脈聯繫，亦是構築中華民族文學這一整體的有機部分。因台灣在歷史際遇、政治境遇和意識形態上的特殊，使得臺灣文學呈現出紛然多樣的內涵與形態，而台灣文學本質與體系的建構與發展亦隨之樹立。因此，台灣現代文學的發展便是在此基礎之上，兼容並蓄的開展了豐富多樣的面貌與成就。

就台灣現代派文學的發端，可以現代派詩之興起爲重要標志，而五十年代初期現代派詩社和詩刊的創辦與興盛，爲台灣現代派文學的發展開拓了寬廣的道路。1953年，詩人紀弦創辦了《現代詩》季刊，成為台灣現代派文學之發端。紀弦主張的「現代派」繼承了當年戴望舒「現代派」詩觀之基本精神，而表現形式上則更爲前衛、大膽。紀弦所提出的「現代派六大信條」[1]，聲稱他們乃是有意揚棄並且發揚光大地加以包容自波特萊爾以來的一切新興詩派之精神與要素的一群；此外，亦明確提出「新詩乃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之主張，强調新詩是「詩的新大陸之探索，詩的處女地之開拓，新的內容之表現，新的形式之創造，新的工具之發現，新的手法之發明」，把詩的「知性」和「詩的純粹性」作爲追求的目標，力求探索出一條新的客觀環境中的新詩現代化之路。然而，現代派雖然有明確的詩學主張及領導，但它仍只是一個文學同仁的鬆散組織，它所提出各項信條，並未成爲全體同仁嚴格實踐的原則；而過於强調「橫的移植」和「知性」此種反傳統和全盤西化的主張，一度招致各方面的批評和抗議。1959年紀弦宣布退出現代派。《現代詩》也于1964年日宣布停刊；然於過程之中，此詩派仍發揮了開創新局之魄力，並有力地推動了台灣現代詩的創新與發展。

1953年《藍星》繼之而起，並由覃子豪、鐘鼎文、余光中等人發起成立「藍星」詩社。「藍星」雖沒有固定的理論與絕對的信條，創作主張也不似現代派那般前衛、激進。他們所標榜的是創作純粹的自由詩，反對過分強調「橫的移植」，主張現代詩要「注視人生」、「重視實質」，並强調個性和民族精神，認爲風格是詩人自我創造的完成。[2]「藍星」詩社之傾向較具開放性，能包容各樣的風格和理論，以致於促使它於新詩西化風潮中對「現代派」和後來的「創世紀」起了重要的牽制和平衡作用。

1954年，台灣南部的詩人（主要是一些軍中詩人），在張默、洛夫、瘂弦等人的倡導之下，成立了「創世紀」詩社，同年十月出版《創世紀》詩刊。「創世紀」詩社提出了「新民族詩型」的創作路線，意在矯正橫的移植，主張現代詩須排除純理性和純情緒呈現，並主張美學上直覺的意象的表現、形象第一，意境至上，詩作須具中國風、東方味，也贊同吸收西方現代詩的表現技巧，以融合其中。然因其並無自己開創性的詩風，影響甚微。直至五十年代末期，「現代派」與「藍星」詩派漸趨衰微，「創世紀」奮然繼起，改弦易轍，以「超現實主義」之主張，展新開創其寫作路線，此後，迅速成爲六十年代台灣詩壇一個舉足輕重的現代詩社。1969年後因經濟困難而停辦，1972年9 月復刊後，又呈現出回歸傳統，靠攏現實的趨勢，此時文壇上現代派風潮已經逐漸衰微，不復以往。

除上述三大詩社外，另有一些詩社，其中以1958年由羊令野、羅門所創辦，以聯絡各家各派詩人爲目標的「南北笛」、1962年7 月由陳敏華、古丁、文曉村等人所創辦「葡萄園」，以及1964年6 月由吳瀛濤、桓夫、詹冰、林亨泰、白萩、錦連、趙天儀、薛柏谷、黃荷生、王憲陽、杜國清、古貝等十二位臺灣省籍詩人發起成立的「笠」詩社之成就較為突出。「笠」詩社創辦時期，正值「藍星」與「現代派」停刊，而「創世紀」日漸式微之際，因此十分引人注目。

「笠」詩社的出現是台灣本土詩人首次大規模的結合，標志台灣新詩本土意識的覺醒，詩社的《笠》詩刊（雙月刊）亦成爲當時台灣最有影響的詩刊之一，「笠」詩社初期採取中庸的立場，以「現實的精神，現代的技巧」為口號。七十年代便公開宣稱是以臺灣的歷史的，地理的與現實的背景出發；同時也表現了臺灣重返祖國三十多年來歷經滄桑的人的心路歷程。他們的作品富有强烈的社會批判意識，注重反映現實人生，題材生活化，富有濃郁的鄉土氣息，語言也較傾向樸實，口語化。「笠」詩社的文學活動，可謂爲臺灣新詩開闢出一條回歸鄉土的新路徑，揭開了當代臺灣鄉土運動的序幕。

回顧台灣五十年代中期以至整個六十年代的現代主義詩潮中，現代派詩的創作相當活躍，出現了一批具有深遠影響的詩人；他們在借鑒西方現代主義的同時，也發展了自己鮮明的創作個性，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觀察及表現方式，因而各領風騷於臺灣文壇之上。如余光中、瘂弦、洛夫、羅門、紀弦、覃子豪、葉維廉、鄭愁予、商禽、葉珊、周夢蝶、白萩、管管、方莘等人，皆備受台灣詩壇所重視和推崇。而七十年代至今，不論先前所著重者在於「橫的移植」亦或是「縱的繼承」，現代詩創作的趨勢卻在於，詩人是否將西方現代主義、藝術理論的運用，完美嵌合於個人獨特的創作理念中，使之融合無間，而創作出足以聯繫中西兩方藝術美感的詩歌創作。而詩人非馬，便是在此現代文學歷程演化的基礎之上加以創發，而逐漸吸收各方詩派的滋養；除了堅持住自身傳統文化的菁華，又不遺餘力的吸取西方藝術理論及技巧之精隨，並將兩者作一完美結合的跨國際、跨時代之現代詩人！

非馬五十年代學詩，六十年代赴美留學，在從事科學研究之餘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作。其詩作大部分發表、出版於台灣及海外華文界的詩歌報刊和出版社，雖人們常將他視作為台灣詩人，然而，其詩作所產生之廣泛影響，早已超出了台灣詩界和海外華文詩界；於中國大陸，他的作品也愈來愈受到詩界乃至於學術界的重視，評述他詩歌創作的專著及文章亦愈見繁多。他的詩歌創作深具獨特的藝術魅力，不只強調美的意象之呈現，更多了一份深刻的哲理思考。其於詩歌之中觀念的切入與剖析的特異予人一種平地驚雷的感受；而其內涵之中所賦予讀者的深邃省思，卻是言雖盡而意卻無窮的回味與感動。詩人非馬，於其詩之創作意象上，總以一貫深沉諷刺之風格，激盪著現實社會之陰暗面；且以富涵高度幽默性以及哲理性之內涵，而廣被人們所喜愛與傳頌。其詩中對現實事物所做冷冽犀利之剖析，以及深邃知性之透視，更使其作品之意象直入人心，令人驚愕。而其中所蘊含之幽默與哲理，卻又示人無盡的愉悅與深思；且其詩中所呈現出之強烈對比思考，以及鮮明跳躍之意象組合，更是詩人技法巧妙之表現。故於此多面創作特質交互衝擊之下，形成了虛頌實諷、似褒反貶之特殊風格，而此亦正是非馬作品所以吸引人心之所在！

安晨論述非馬的詩集時說道：「我不知道他研究的是何種能源，但我覺得他在研究能源之餘，從語言礦石中提煉出來詩的鐳，產生著足以溫暖讀者心靈的能量。」[3]從事研究核能的非馬，將核能科學的最大效用加以引導而善利於社會，而其詩歌之中的能源，也透過非馬其詩歌藝術手法的呈現，將其影響力擴展到全世界，科學精神和藝術氣質完美地統合於一身，兩者的影響力同樣是如此的無遠弗屆，令人讚嘆！因此，本文擬就非馬所主張之文學創作觀及其作品之詩歌意涵、題材類別以及藝術技巧幾項主題加以探討，希冀從中加以彰顯其文學作品之中所含蘊之性格特質，以及詩歌之中所潛藏之內涵與意義，並希望藉由其對於台灣與國際現代詩壇所造成之影響與貢獻，進一步彰顯其非凡之成就！

第一節研究動機

一、對非馬詩歌意象之驚異與震撼

凡具有永恆性之藝術，其內涵皆蘊蓄著人生無限美善之意義，並能從其中建構出當代之社會背景、人心趨向以及價體觀念之體系。完美之文學或藝術作品，除對人生存有其撫慰、啟示、鼓舞與指引之功能外，亦能於其中展現整個民族精神、國家意識乃至於對國際社會所觸發之省思，進而間接達到心靈改革、社會互動關係之功效。其中，詩歌尤其具有此種功能，雖詩歌之體制不似散文小說般龐大，然其內涵及意象卻是相當精緻且凝鍊，並能以輻射性之方式，大範圍向外擴充與發展。然詩歌並非麻醉人心之物，其首要之務乃是啟示個人對人生與世界之自覺，並誘導使之發揮人性中良善之光譜。而非馬所創作之詩歌文學作品，便正是此般內涵展現之極致。

初識非馬之詩歌作品，其感受之強烈就如同喬林之言：「非馬的詩，短小精簡，意向明確，眼光一打照，整首詩便盡收眼帘，詩意如墨滴落紙，剎那間即渲染開來。速度之快，文字之驚，詩意之強，卻令人在一翻之際，怵心瞠目。」[4]那種鮮明意象於心中共振盪樣，其力度之強大，如同蚍蜉撼樹般令人驚詫！筆者首次所接觸之作品，即〈一千零一夜〉此首詩作：

聽一個故事，殺一個妻
殺一個妻，聽一個故事
這樣的天方夜譚
幼小的我
竟深信不疑

人，總有長大的時候

誦一段經，殺一批異教徒
殺一批異教徒，誦一段經
這樣的天方夜譚
現在的我
才深信不疑

人，總有長大的時候

從此首詩作之中，其內涵所呈現出詩想動向於兩個層面上各顯其義：單純稚幼的赤子之心，對美好事物的響往，極力追求，因而對於天方夜譚中虛擬之形象，無所置疑，並對世界獻出最真誠摯的信任與懷想，但「人，總有長大的時候」。然而，當人逐漸成長之後，不斷接觸現實生活中殘酷無情的一面，「誦一段經╱殺一批異教徒╱殺一批異教徒╱誦一段經」，這種「天方夜譚」，不，這是真實世界曾經發生過的，而「現在的我╱才深信不疑」。於一首詩中，深切剖析了人生存於現實社會中無奈，對於天真無邪的童真臆想，卻充滿「幼小的我╱竟深信不疑」此般輕視嘲笑之意味，而對於「誦一段經╱殺一批異教徒╱殺一批異教徒╱誦一段經」此種難以令人置信的事件，卻達成了讓步與妥協。「人，總有長大的時候……人，總有長大的時候」字詞上的迴環複沓，隱喻著人不能逃離成長時即將面對的考驗與無奈；然其中，亦積極顯現出面對未來考驗時充滿積極樂觀且剛強之毅力！

詩人一方面勉力尋求與謳歌生活中美麗之事物；另一方面卻大膽揭露並鞭笞了現實生活中的醜惡。在兩相鮮明對比下，其詩作之中藝術技巧與思想價值所呈現出深刻性，表露無遺。由此更可知曉，非馬不但是一位滿懷熱忱創造美善之詩人，也是一個毫不留情鞭笞醜惡的詩人﹗

二、平凡中的不平凡

非馬之詩歌作品除意涵深切外，其於語言上特色之鮮明，亦是相當突出。非馬的詩用字十分簡煉，沒有難懂的語言，並不隨當下一般詩人們使用晦澀難懂字詞，以期望造成模糊概念之潮流。他喜歡用淺白口語，卻又不流于俚俗。故日常所見的簡單事物，皆可在其筆下化為神奇。「他以冷靜而不失感性，諷刺卻常帶幽默的手法創出微妙的詩境，衝擊讀者的思想，激發讀者去思考，因而讀他的詩，常能獲得意想不到的愉悅。…非馬的詩易讀，易懂，又不易懂。易讀、易懂是因為他的詩口語化，意象鮮明。不易懂，是因為他的詩象徵性強，往往有好幾重層次。」[5]因此，語言的淺白並不阻礙其詩歌意象之呈現，反而令其作品更易為讀者所親近，亦更加有興趣挖掘其中所隱涵之意義。

此外，在仔細賞味詩中意涵之時，非馬的詩歌作品都存在著一種吸引讀者目光的魔力。從題目一開始便忍不住被某種引力所誘惑，一直想要看到最後一行為止，而觀看之過程中有時會不自禁地發笑，或得到頗具衝擊性的莫名感動。這種感動「是純粹的知性感動，或可以說是科學化的感動，絕無傷感性的渣滓夾在裡面，清淨而乾脆。」[6]就是那般的自然，似乎詩與讀者之間化「隔」為不「隔」，彼此之間溝通無礙。此外，讀者於詩歌中所理解之主觀性，「不是由於有局限性和片面性而對所寫對象的客觀現象性進行歪曲的那種主觀性，而是一種深刻的滲透一切的人道的主觀性。」[7]而這種主觀性之呈現顯示出，創作者乃是將外在世界現象引入至心靈之中經過解析、建構；其後，再藉由獨特之形象及藝術技巧顯示而出，並以此管道透入讀者腦海之中，希冀讀者透過作品中所呈現之主觀性，引申衍發出更紛然多樣之意象與觀點。即是洛夫「以有我暗示無我，以有限暗示無限。」意旨之極致發揮。詩人楊傑美亦有相類似之看法：「非馬的詩中最重要的是對現實的深刻觀察，總是跳脫事象外表的控制之外，而直指事物存在的核心。…非馬的詩是非馬以想像力貫穿現實所獲得的深刻而真實的產物，這種賦有活性的詩的真實，往往令讀者為之震撼而低徊不已」[8]，力求從表面物象之中加以透析闡述，以呈現出萬物萬象中最精確之核心要義，此乃非馬詩歌之所以吸引人之焦點，亦是其深厚詩力之透徹展現！

再者，非馬的詩歌作品中亦對戰爭、種族歧視、民族壓迫及人類社會的某些醜惡現象，以及人類所殘存之劣根性進行毫不留情的揭露與抨擊。也正因為如此，所以他的詩歌裡充斥著濃厚的時代氣息、深沉的憂患意識以及辛辣深沉的批判特質；再加上非馬以平實的語言藝術闡述他對人生、社會、民族、歷史等層面的觀感，並進行深邃又尖銳的理性審視，從而使其詩歌藝術的思想價值、精神向度、文化含量及藝術品味等各方面之成就得以卓然不群的超然提升，繼而受到當代詩壇的青睞，更贏得了廣大讀者的高度讚譽。

非馬的詩歌作品具有極為獨特的藝術風貌及內涵，使人過目難忘，平實簡短的幾行文字，卻蘊藏著無窮的情致韻味，耐人咀嚼，並給與人真、善、美的享受以及無限臆測的想像空間。而且，詩人於作品之中所提出之觀感與焦點，以及針對現實社會所發出的呼告與省思，往往也是筆者平日注意且存有濃厚興趣之議題，因此格外有種尋獲良師與知音的喜悅與快樂。我始終相信，一個具有廣大愛好群的作家或藝術家，其作品除了上色著墨的講究以增耳目之愉悅外，還要與讀者產生相當程度的共振力，繼而形成一共同頻率之氛圍。但此種頻率的相合，不是那種隨俗浮沉、曲意逢迎的敷衍，而是能把人性中的共通點連繫於一處，使彼此之間同聲悲歡，共祈心願。非馬的詩歌作品，便是如此！

第二節研究範圍

一、以非馬及其作品為論述主軸

非馬之成就於核能科技領域上相當耀眼，而在詩歌藝術的園地上成就更加輝煌，他除了專心從事文學寫作、翻譯之外，在繪畫及雕塑方面的藝術創作，更是令人讚嘆不已。此外，非馬亦積極參加海內外的文學活動，並出版詩集，開畫展，參加新詩朗誦會，製作網絡網頁「非馬藝術世界」、「非馬詩文光譜」，以展出中英文詩作、藝術作品及各類相關資料。不論是在美國或中國，在華人世界或西人世界，非馬的藝術成就，無疑的，都獲得極為祟高的聲譽與地位。

就本文所研擬之研究主旨而言，仍以非馬的文學作品為主要研討資料，即是以詩歌、散文作品為主要研究或補充資料之範圍。詩歌方面，以已出版之詩集為主，另外發表於報章雜誌、網路或期刊上，而未收錄於詩集之中的詩作為輔，作一整理與探討。而在散文方面，不論是以發表或未發表之篇章，筆者皆積極蒐羅整理，雖仍有其困難之處，然幸賴非馬熱情贊助，積極提供散文等相關資料，以致使研究免於「無米之炊」的困境。此外，在生平資料的整理方面，因筆者根據所能尋找到的資料，只能整理到1997年，其後的詩人活動狀況並無資料可依據，而在與非馬的通信過程之中，筆者向詩人提及此項困難，詩人更大方的提供資料，以補不足，也使得作者生平的資料整理更形完善。

因非馬的成長歷程較為曲折，故在思想觀點上呈現多元傾向之發展，亦受到不同文化(中國、台灣、美國)的薰染與影響，致使其作品內涵上間接顯現出繽紛多樣的風格面貌。因此，除了以文學作品為研究主體外，亦以相關時代背景之文獻資料的蒐集以為輔助。此外，其它評論家或詩人自身觀念之論述，以及非馬曾經參與過的文學活動所做之發言或媒體報導之文章，亦成為重要參考資料。而甚為幸運的是，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筆者與遠在芝加哥的非馬取得了聯繫，雖不能親自當面求教，但卻可以透過網路與詩人筆談，不但瞭解了更多有關於非馬的創作理念與文學觀點，亦間接獲得了非馬所給予的寶貴資料，所以，與非馬的通信資料亦是研究過程中相當重要的參考資料之一！當然，更加希冀在此些資料的協助之下，將研究範圍內所欲達成之目標，作一統整和探討，以完整呈現出全面性研究之功效！

二、前人研究的成果

非馬詩歌藝術之創作活動，被詩評家們稱之為「非馬現象」，而詩作則被稱為「現代詩壇的一個異數」[9]，其詩歌中所蘊藉之內涵乃是植根於現實卻又超越現實，並在現實生活的基礎上進行深刻冷靜的哲理思考，深切蘊含著詩人對生活所觸發之靈性、激情與明智的理性思維。非馬的詩歌作品向來廣為讀者及詩評家所喜愛，而評論或賞析的文章當然也就繁不勝數。舉凡現代詩的大家李魁賢、蕭蕭、林亨泰、陳千武、古繼堂等，亦或是海外的詩評家冒炘、北鴻、金欽俊、李元洛、劉強等，皆有諸多評論；就連大詩人紀弦亦多有讚嘆之語，他在一篇評論非馬短詩的文章中說道：「詩人非馬作品〈鳥籠〉一詩，使我讀了欽佩之至，讚嘆不已。像這樣一種可一而不可再的「神來之筆」，我越看越喜歡，不只是萬分的羨慕，而且還帶點兒妒忌，簡直恨不得據為己有那才好哩。」[10]非馬的詩歌作品中都充滿了強烈的生命感觸及雋永的哲理思維，雖是簡潔純樸的形式，卻負載著多層次之意義及最大的可能性，常給予讀者意料不到的沖擊與反思；此外，它的另一項創作園地－繪畫與雕塑，更是具有超現實意味之發展傾向，更同他那些帶有濃厚人間情味的詩及散文作品，相輔相成，構成了一個相當獨特的藝術世界。而此特出於現代詩潮中境外之地，當然吸引了無數的欣賞者前來探索。

歸結詩人們及詩評家所做的評論成果中，大部分都是單篇的文章，或者是詩集的選錄節文[11]，而目前已有兩本專門以非馬詩歌作品為研究主體的論著出版，分別是楊宗澤的《非馬詩歌藝術》（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以及劉強的《非馬詩創造》（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兩本[12]。非馬與筆者通信之時，也約略談到他對這兩本書的觀感：「大陸近年出版了兩本關於我的書，一本是《非馬詩歌藝術》。書的內容分三部分：(1)非馬詩選－－選了我100首詩；(2)非馬詩歌縱橫論－－選錄了幾篇我認為是比較深入的評論，有李元洛、古繼堂、朱立立、邵德懷、金欽俊、朱二、劉荒田、劉強等的評論；(3)非馬的文學思想－－選錄了我對詩的一些談話及序言。另一本是《非馬詩創造》，對我的詩有相當透徹的評析。」[13]就楊宗澤所編的《非馬詩歌藝術》一書，其內容如上所述是以非馬的詩歌作品、各家評論以及詩人自身文學觀點之相關文章三部份組成，在資料的提供上頗受助益。而劉強的《非馬詩創造》一書，則是以作者自身的觀點進行作品的評析，此書中所陳述的觀點雖頗有可取之處，亦得詩作真意，然較為可惜的是，無一全面性之系統結構加以條理，因而予人一種美中不足的缺憾。通覽此兩本著作之後，對於非馬詩歌作品的鑑賞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因此，筆者擬以一全面性之系統結構加以架設，並擷取其中較具代表性之觀點加以闡發，使之能以一新穎之面貌重現讀者面前。

非馬詩歌作品中強烈的現代意識以及多樣化的現代手法，使他的詩成為台灣、中國以及海外新詩領域帶來了一些新穎的美學元素以及積極充沛的創作活力，更開拓了詩壇上的另一番嶄新的局面。而筆者則是深切的期望能在前人的研究之上，愈加深入的探討與闡釋出非馬詩歌作品中潛藏之涵義與妙趣！且更相信蘊含在他作品中的影響力於往後的新詩創作中，必定愈見深遠、廣博，而讀者必能愈發覺其價值之所在！

第三節研究方法

就本論文之結構而言，乃是以非馬及其現代詩為兩大主軸進行探討，因此，在詩人之生平資料與經歷的彙整與文學歷程的探討上，所採用的仍是趨向傳統知人論事的研究方式，而在詩歌作品之探討上，則是採用新批評理論的觀點及技巧。筆者希冀透過此兩種管道，能夠更全面性的呈現出研究之主體內涵與特色。以下，便對其意涵作一陳述。

一、文本之閱讀與解析

文學作品的產生，是生活中的一切事象在創作者腦海之中積累、反應、解析，進而運用藝術技巧所產生的結果，因此，創作者對於生活物象、思緒意念的認識是否正確、獨到且深刻；而運用藝術技巧所塑造出之形象與意旨相融相應與否，對於所創作出之文學作品價值的高低，具有決定性之因素。而如何將文學創作者於作品之中所賦予之形象與意義加以展現，便必須藉由文本的閱讀與解析漸進深入，並加以闡述與擴充。｢文學文本的解構活動，也就是文學接受或文學鑑賞活動，是一個反映、實現、豐富文本的過程，也是一個融會了解讀者的感受、體驗、聯想、想像，以及審美判斷等多種心理活動機制的特殊的認識活動和心理活動過程。｣[14] 因此，文學作品的閱讀與鑑賞，特別是以較為專業、嚴謹的態度與方式加以進行的活動，當然不能僅止於作品表面意象所呈現出來之感受，還必須要能夠透過文本的字面意思，去領悟、涵詠那文中隱藏的真義，以及細緻的體察文字中所蘊藉的情趣、體現之妙味，進而領會作者於作品之中獨具之匠心與情思。

本文將運用「新批評」之研究法進行解析，即是以提出以文本(text)為解讀依據的細讀式閱讀，於此，便有需要將「文本」及其解讀概念作一釐清，以便於作為往後論述作品內涵之基礎。

這裡所言述之「文本」(text)，又譯作「本文」。原為結構主義文學批評的術語，後來被廣泛運用於符號學、文化學乃至於哲學等各方面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美國學者羅伯特‧司格勒斯將「文本」定義為：「以一種代碼或一套代碼，通過某種媒介從發話人傳達到接受者那裡的一套記號。這樣的一套記號的接受者，把它們作為一個文本來領會，並根據這種或這套可以獲得的和適合的代碼，著手解釋它們。」[15]按照此種解釋，「文本」實際上是指一個包含意義且為開放性之代碼或代碼系統，即一個由語言符號或非語言符號按照一定的規則組織而成，並具有多層次結構的能指系統[16]。

西方現代文學理論家將文學文本存在形式區分為『第一文本』（亦稱「現象文本」）和『第二文本』（「生成文本」）。「所謂『第一文本』是指由作者賦予表面形式的書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