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三 章 非 馬 之 詩 歌 觀
擁有鮮明批判性的人格精神，不但面對自己的靈魂進行沉思與反叛，也拷問這個世俗社會的一切；在展現並探尋生命底蘊、尋求人生真諦的心靈運行軌跡之時，亦無私的向這個生存的空間呈獻出真摯的關懷之情，而此，正是非馬積極建構出來的藝術天地所給予人們的深刻感受。在文學作品的價值與功用之觀點上，非馬認為：「文學作品來自作家心靈對外界環境的觀察、反應與省思。只有平靜的湖面，才有可能映照天空的雲。文學作品到底不同于工業產品，很難根據意識形態的規格設計，在鬧哄哄的生產線上被成批地製造出來。任何含有功利的念頭，都會破壞作品的純粹與完整，減低感動讀者心靈的可能性。」[1]對於文學作品所涵蘊心靈層面的意義，詩人給予高度的肯定；而文學創作者自身於創作過程中澄明的思緒及對外在世界的觀察與省思，更是文學內涵之精華與主體呈現之重要因素。
在文學創作的這個藝術領域中，詩人非馬不斷的將自己置身於廣大的現實層面，對社會中一切不盡平等的事件進行抨擊與突顯，並希冀透過文學作品的廣佈與內在涵意的傳達，能盡到一份對社會人心有所裨益的責任；因此，在他的詩歌作品中，充滿濃郁的社會省思與深切的人性關懷，而此些特質，皆可從其所主張的詩歌觀點中得窺一二。非馬較早對詩歌創作提出他的觀點，可在《華麗島詩集》中得以知曉。其於詩集之中所提出七項觀點，乃是提點在詩歌此一領域上一些創作觀念。他認為理想的詩必須：
1. 對人類有廣泛的同情心及愛心。
2. 能夠誠實表達內心所想的事物。
3. 考慮歷史地位。
4. 替人類文化傳統增加些什麼。
5. 積極健康的感情，而不是個人情緒的渲洩。
6. 對象是大多數人，而不是少數人的貴族。
7. 有沒有更好的方式。[2]
而從這些在早期所提出的詩歌觀念中，我們可以發現，此時的非馬仍處於文學創作的摸索階段，但對詩歌內涵的主體以及文學作品的創作趨向及價值定位已有深切的體認。其後，在一九七七年芝加哥中國文藝座談會上，非馬再度提到成功的詩應該有幾個特徵，分別是「社會性」、「新」、「象徵性」、「濃縮」[3]。
一、社會性
「現代詩的第一個特徵是『社會性』。他必須到太陽底下去同大家一起流血流汗，他必須成為社會有用的一員，然後才有可能寫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才有可能對他所生存的社會及時代做忠實批判與記錄。」於此極言現代詩歌之內涵不能脫離現實生活，而詩人自身亦必須融入其中，以掮負起某種程度的的社會責任。
二、新
「現代詩的第二個特徵是『新』。這個新不是標新立異，而是在思想上形式上有革命性的創新。人家或自己已經說過的話，如果沒有超越或新義，便盡量避免。甚至在一首詩裡，已經用過的字，如非必要，便不再重複。」極力避免拾人牙慧，而是正有所創新與進步。
三、象徵性：
「現代詩的第三個特徵是它的『象徵性』。我們可以這麼說，一首不含象徵或沒有意象的詩是很難存在的。一個帶有多重意義的意象不但可以擴展想像的領域，而且使一首詩成為一個有機的組織。一方面它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小天地，另一方面它又同宇宙裡的事事物物相呼應，相關聯。」以多層次的象徵意義引發讀者建構出無窮的臆想空間。
四、濃縮：
「現代詩的第四個特徵是『濃縮』。…用最少的字負載最多的意義。一個字可以表達的，絕不用兩個字。因為一個不必要的字句或意象，在一首詩裡不僅僅是浪費而已，他常常在讀者正要進入忘我的欣賞之境時絆他一腳，使他跌回現實。」「詩的濃縮也要求我們避免用堆砌的形容詞及拖泥帶水的連接詞。過量地使用連接辭或形容詞，必使一首詩變得鬆軟疲弱，毫無張力。」精煉的內容讓讀者在閱讀欣賞時，能精要的抓住意象之主體，而不會有晦澀模糊之感受。精煉的內容亦不容易受到雜沓語詞的拖累，而使形象顯得過於龐雜。
而從其中可明白知曉，他所提出文學作品必須根植於現實生活的創作理念，其實在其早期的詩歌主張中早已埋下種子，而隨著其詩歌作品日趨成熟及詩歌理念的逐步實踐，更使他成為一個理論與實踐並行的新時代詩人！
就本章所探討的主題，乃是以上述非馬所提出的文學觀點之基礎上加以闡發，以「文學觀」及「創作觀」兩大主題進行深化，從其發表之文章中加以條整、歸納，以期能從其文學主張中，透析其文學作品之實踐，是否有切合理論之主張；並希冀從其中推衍出非馬身為現代詩人所富涵之文學特質，以及其詩歌作品中所呈現之卓越成就！
第 一 節 詩 歌 觀
一、社會性
別林斯基曾言：「如果一件藝術作品只是描寫生活而描寫生活，沒有任何植根於佔優勢的時代精神中的強烈主觀動機，如果它們不是痛苦哀號或高度熱情的頌讚，如果它不是問題或問題的答案，它對於我們的時代就是死的。」[4]於此乃鮮明揭示出文學作品對於時代之意義乃在於其豐沛之「社會性」意義。不論是中國亦或是西方國家，其能夠傳之久遠，而愈發其文化藝術價值的文學作品，大抵脫離不出強烈的社會性內涵。就中國而言，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便是以其鮮明之社會性及豐富的藝術性流傳稱頌千年；而就西方言之，希臘羅馬的史詩亦是以其反映時代社會性之強烈意識，而為後人所傳頌。因此，詩歌的社會性意義長久以來就為人們所重視，更是文學或藝術創作者於構思過程中審慎思慮之重要因素。所謂詩的社會性，其要點應該指「詩所表現的世界，與社會有緊密的關聯，這項關聯不在於外貌的共通，而是深一層的精神的結合。」[5]基於此觀點而加以擴充其涵義，這種富涵社會性的詩歌作品，在寫作焦點上並非專注於客觀的將物象再次顯現，亦不著重於描寫視覺所及之外在現象，而是在於強調揭開物象外在的遮蔽，以鮮明的透顯出其內在性的精神躍動與意義指涉。此種精神躍動與意義指設，雖融入了詩人的主觀意識及藝術形象之塑造，但仍著重於呈現客體之內在感情，並將詩人的自我精神及理念加以形象化，並融會於物象之客觀的精神層次而將之展現。而此項觀點對於現代文學之創作而言，更是難以抹殺之精神內涵。
（一）社會意義之內涵
就非馬之詩歌作品而言，強烈而鮮明的社會性內涵乃是其甚為獨特之詩歌風格，亦是其極為堅持之文學主張。對於詩的社會意義，非馬在一九七七年於芝加哥舉行的中國文藝座談會上之發言中便指出：「詩人必須到太陽底下去同大家一起流血流汗，他必須成為社會有用的一員，然後才可能寫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才有可能對他所生活的社會及時代做忠實批判和記錄。」[6]因此，在他的文學作品中，特別是詩歌，更是深切體現了這項主張。如〈黑夜裡的勾當〉一詩便可明顯知曉：
仰天長嘯
曠野裡的
一匹
狼
低頭時
嗅到了
籬笆裡
一枚
含毒的
肉餅
便夾起尾巴
變成
一條
狗
詩中所描繪的景象，不論是將其視為道德良知與人心慾望之間的衝突，亦或是現實人心掙扎於財富、名聲、權勢之映射，更或是政治人物醜陋嘴臉之顯現等，其所塑造之形象無不散發出強烈的社會意涵。而在閱讀欣賞非馬的詩歌作品時，必然會意識到一個詩人於作品中所闡發的社會責任和作用；並可以深刻體認到，他不是為寫詩而寫詩，更不是為自己而寫詩，而是藉由詩歌闡述出他對社會的關懷之情。因此，讀他的詩，可以讓讀者深切感受到他在寫自己感受的時候，正是在寫我們生存的時代和社會，更紀錄著時代打擊在大眾心靈上的創痕，並呈現出社會各角落所隱微發出的良知的呼聲。
中國古代詩論一個重要的特點，即是強調詩歌的「善」，即所謂的功利性。如〈詩大序〉所言：「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足以明詩歌作品之實際效能。而王充：「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世用者，一章無補。」以及白居易之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等，皆是敘明文學作品需要發揮積極的社會功能。而在非馬的詩歌作品之中便充斥著此種積極的社會功能，而此或許就是因為詩人對現實生活有最深切的投入，同時又具有一種既開放又異常敏銳的眼光，而使得他對人類現實的生存狀態有著多元、深層的思慮與探索，並進而將現實所建構出的一種封閉、專制的社會現象當中的陰暗面加以突顯，以及將人類的劣根性鮮明呈現。他希冀透過此種管道，對此種社會狀況進行呼告與抗爭，並喚起人們對社會某些議題的重視。如〈天使降臨貝魯特〉、〈電視〉、〈戰爭的數字〉等作品便是對戰爭議題的批判；〈領帶〉、〈黑夜裡的勾當〉、〈羅網〉、〈讀書〉等便是對社會不良現象的描繪；而〈芝加哥小夜曲〉、〈狗一般〉、〈夜遊密西根湖〉等，便是對種族問題的抨擊。非馬於此些作品之中，不只是將這些社會現象單純描繪出來而已，而是更深層的內化其社會精神及批判意識，希望能將其意念傳達給讀者。
（二）根植社會現實
就詩歌本質需根植於現實社會此一觀點上，非馬有此體認：「詩要感動人，特別是要感動許多人，必須同大多數人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與現實世界緊緊結合。一個現代詩人必須積極的參與生活，勇敢的正視社會現實，才有可能對他所處的社會和時代做忠實的批判與記錄。詩的現實是詩人用敏銳的眼悲憫的心，對宇宙人生歷史社會的事事物物，經過深刻的觀照與反省，所凝聚成令人心顫的東西。」[7]人不能離開群體而獨自生活，文學作品也一樣，無法離開現實生活的土壤而自行茁壯；因此，詩人必須從現實生活中著手建構，從體驗中汲取材料，並融進自身所欲展現之理念與意圖，而使作品發光發熱。而詩歌創作根植於現實之必需，首先便要深入生活去感受。所謂「深入生活」含有兩各方面的意思[8]。一方面，詩人要「忘記」自己是個「詩人」，把自己看作生活中普通的一員，這樣才能以熱烈的情感去擁抱生活，並去經驗人生中所有感受的各種滋味；另一方面，詩人深入生活之中時，又「不可忘記」自己是一個詩人，而要以詩人的心去體驗豐富多樣的社會生活情態，並以詩人敏銳的藝術眼光去獲取「詩的胚胎」。此即言明，詩人入於現實之中，必須似入而非入，似出而非出，與現實緊密聯繫，卻又不停留於「再現」現實，並極力追求對現實有新穎的發現與展現，而此才足以為詩人體驗現實生活之真正內涵！除此之外，非馬對於羅馬詩人維吉爾之「詩人必須為一般受苦的人說話」以及白居易所倡導之「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之主張甚表同意。他認為「詩人不必湊熱鬧去歌頌光明。反而是批露黑暗，這種對人類社會進步有絕對必要的工作值得有抱負有膽識的詩人去從事。」[9]而此對於詩人自身所必須具備之才能以及將掮負之社會責任有著甚為精確的體認與闡述。而此涵義便如同大陸詩人臧克家所說的：「想作一個詩人，不能夠從『詩』下手，而得先從做『人』下手，做不好人，絕對做不好詩的！因為詩人不是販賣和玩弄字句的藝匠，它的詩句是從他心中摘下來的。」[10]以及陳坤崙所主張的：「詩的社會性是在詩人的自然流露自由的意識，如果受到干擾、引誘，而寫出違背己意的作品，無論表面上多麼成功，也終難逃歷史的評斷，因為它缺少一顆詩人的良心。」[11]同樣對詩人自身的能力與見識有著一定程度的要求。
非馬的詩作多是知性的短章，而詩中的社會性更是異常強烈而鮮明。於其中不但善用反諷、對比與突變的筆法，更在矛盾的語法之中孕育深刻的意義予人警醒，使人讀後心中驚詫，卻又回味無窮。而非馬對詩歌作品的見解與主張，是立足於現實，立足於人生的。他主張詩人應該「對人類有廣泛的同情心與愛心」，並主張「先學會做人，再來學作詩」；更積極反對只寫給少數幾個「貴族」看的「應酬詩」，而主張含有強烈社會性的詩歌作品才足以反映人心。因而，基於這樣的立足點來考察其所創作之詩歌，必然蘊含著豐富的人間情趣與社會省思，而擺脫掉了詩人以己私為出發點的意識形態，並得以展現其「宇宙性」(universal)的有情境界。就如同某位詩評家所言的：「詩人的全部創造的意願，在於寫出那個時代情感的歷史。……而能夠較為廣泛和準確地把握和再現這一時代的人們情感的脈動，並且以較為清晰的『心電圖』記載下來的詩人，歷史終要肯定他的價值。」[12]我想，非馬是一個積極把握並努力紀錄我們時代脈博之躍動的現代詩人，而他的詩歌作品必然將受到更廣泛的注目和讚揚！
二、象徵性
「現代詩的第三個特徵是它的『象徵性』。我們可以這麼說，一首不含象徵或沒有意象的詩是很難存在的。一個帶有多重意義的意象不但可以擴展想像的領域，而且使一首詩成為一個有機的組織。一方面它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小天地，另一方面它又同宇宙裡的事事物物相呼應、相關聯。」[13]這是非馬論及現代詩創作時所需具備的條件，而從其中我們可以歸結出他所主張的一些條理：第一，他認為詩人必須將每一詩作建構成一個完整的境地，並成為一有機組織，而其中必含意象及象徵二者之一；第二，此有機主體必需與外在的萬事物象相互牽涉聯繫，以擴展其理念與涵義；第三，象徵的運用於詩作之創造中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因其所指涉之主體以象徵為其大要，故本節所著重探討的便是非馬於詩歌作品中「象徵性」主張之意涵。
（一）象徵意涵
關於「象徵」此一概念，不論是美學評論家黑格爾所言的定義：「象徵一般是直接呈現於感性觀照的一種現成的外在事物，對這種外在事物並不直接就它的本身來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的一種較普遍的意義來看。因此，我們在象徵裡應該分出兩個因素，第一是意義，其次是這意義的表現。意義就是一種觀念或對象，不管它的內容是什麼，表現是一種感性存在或一種形象。」[14]亦或是日本文藝批評家廚川白村曾經根據佛洛依德「夢的解析」學說對「象徵」一語所作的闡釋：「如果一種抽象的思想和觀念，這决不能成為一種藝術。藝術的最大條件，是在於它的具象性。當一種思想內容和夢的潛在內容變裝起來時採取同一途徑，而通過具象的人物、事件、風景等活生生的東西表現出來時，那就是藝術；而賦予這種意象的，就稱為『象徵』。」[15]我們皆可以歸納出，「象徵」是創作者理念與自然物象之間的聯繫關係，而透過此聯繫管道，可以讓創作者的主觀意念經由感性觀照的物象具象性的加以呈現，並能藉由此作一幅射性的意涵展現。而此種作為現代詩歌創作中重要表情達理的筆法，相當類似中國古代詩論中所說地「托物寄興」或「依微擬義」之涵義。所謂「托物寄興」，也就是不直接摹寫詩人自己心中體驗到的某種情緒、情感，而是通過對於那些與詩人自我內心體驗相應合的外物(或景物)的描摹，使之成為一個傳達內心情感體驗的符號，而形成一種托物言志，即景抒情的表述手法。而此觀點類比於西方而言，便是所謂「象徵的森林」之涵義。所謂「象徵的森林」乃指詩人「眼前的現實」，即詩人所面對的自然、現實、生活本身以及詩歌中所有物象和形體等等都是一種象徵性之存在。而此詩人「眼前的現實」往往都能成為與人類主觀情感之間一種相互感應、滲透和象徵的關係，經由「象徵的森林」之意涵的擴展與應用，便能促成文學作品之成就。
一般而言，大都將象徵分為兩種形式，即「普遍的象徵」和「特定的象徵」。所謂普遍的象徵，是指那些象徵意義在一個文化背景中已經確定，因而在一般文本中並不受上下文控制的象徵謂之。如英詩中的玫瑰象徵愛情，鴿子和橄欖象徵和平，而中國古典詩中的香草美人以喻君子等。所謂特定的象徵，又稱「個人象徵」，指詩人為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創造的獨特的象徵意象，是詩人獨特的審美聯想的產物。這一類象徵意象的象徵意蘊往往具有一種不確定性，因此需要借助詩人的經歷、思想、乃至於時代背景等更大的意義系統來加以解讀。然而，對於非馬而言，他於詩歌作品中所展現之「象徵性」似乎無法以此二者之其一作為歸納，而是一種游移在兩者之間相互共融的創作筆法。因為在非馬的詩歌作品中，代表愛情的玫瑰花、背負原罪的蛇、富涵文化意義的萬里長城，亦或是天真的孩童等，此種普遍的象徵物存在著；但是，此類物象於作品中所代表之涵義卻又不同於一般普遍之象徵意義，而是跟隨著作品存在另一種意義，這是屬於特定的象徵意義。再者，詩歌作品中的象徵物經過讀者解析過後，或許是在普遍的象徵意義上有所體認，亦或許是在個人的象徵上有所轉化，更或者依據自身的經驗進行另一層次的昇華；而此便是於非馬詩歌作品中三種象徵層次的涵括。試看〈長城〉一詩：
文明與
野蠻的爭斗
何其艱烈
你看這長城
蜿蜒起伏
無止無休
就普遍的象徵意義而言，位居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的萬里長城，其所代表的便是中國五千年來悠久綿長的中華文化與精湛的建築技巧，更在無形之中成為中國的象徵代表。然而，在本詩中，非馬卻將綿延起伏的長城象徵著文明與野蠻的艱鉅鬥爭。他從另一角度切入，從中國歷代以來各個王朝為了鞏固的自己的勢力，花費了無數的生命與財力建構而成；用珍貴的生命所構築出來的，竟是為了滿足人性中那卑劣的虛榮、權利心。是文明？亦或是野蠻？再就另一層次視之，長城對於每個人而言，不就像是人生旅途中那永不止息的掙扎？徘迴於取或捨、對與錯、義與利、美與醜、富或窮……等等，過程之中的不斷的掙扎與拉扯，不就像是長城一般，無止無休？而最終得到的結果，是否又是游移於道德觀念中文明與野蠻的分際之間呢？於此詩作之中正驗證了英國文豪卡萊爾所說的：「應用象徵，一面足以隱藏真意，一面又足以顯露真意。」[16]，更足見非馬運用象徵筆法之高超。
（二）引而不發
早期象徵派詩人穆木天曾言：「詩要有大的暗示能，詩的世界固在平常的生活中，但在平常的生活深處。詩是要暗示出人的內生命的深祕。」[17]此正得非馬之心意，亦是非馬於創作詩歌作品時，運用象徵技巧所欲達到的終極目標。從平凡無常的現實生活中加以提煉詩歌創作的元素，而求其能建構出無限的暗示、聯想空間，以期引導人們對生命更為深沉的省思，以及對生存領域的重視。此外，這種暗示象徵的筆法，實際廣見於象徵主義與現代主義之創作活動中，雖兩者所強調的重點不盡相同，但結果殊途同歸，同樣是對詩歌境界的充實與提升。就以象徵主義而言，其於方法上強調作品在精神表現上的豐富性和思想張力，追求意象與觀念聯絡上的朦朧與神秘，因而在作品的主題表現上往往具有模糊、多義以及不確定的特徵，即波德萊爾所謂「創造出一種暗示的魔術」。而相反的，表現主義文學常涉及重大題材和主題，主張在較大的時空範圍內對現實、人生作一整體上的思考，並探討一些哲理性的主題。儘管它也運用著象徵和隱喻的筆法，但卻追求著較為明晰的暗示與寓意。不僅作品的立意相對明確單純，並且常常以間離和變形等手段來打破讀者的幻覺，強化主題的表現，以啟發和引導讀者的思考和誤解。而非馬於詩歌創作上之途徑，正是兼採二者以為用。其於詩歌作品之思想層面及表現手法上所呈現的，乃是強調其意象之豐富性及語言張力，並以象徵手法作為詩歌形象思維的特出表徵之一，使詩的形象在讀者的想像中得到一定範圍內的舉一反三，觸類旁通，並在詩人引而不發的暗示下，建構出更為廣闊的意象境界。另一方面，於詩歌的內涵意象上，則是強調詩的社會現實意蘊，並將社會現實之「心象」以自然物象加以呈現，並鮮明而強烈的表達出社會中重大議題之省思，漸進誘導人們加以關注。
在象徵主義的創作中居於主導地位的是作家的直覺，而在表現主義作品看似非理性、反邏輯的圖像後面，卻常常埋伏著理性的深思熟慮；而詩人非馬便是將此二者作一深切的融合。其將作家的直覺運用於現實生活之中，透析自然界的物象以及現實生活中的繁瑣事物，一步步進行剝離、抽除其障蔽而直指其核心，將問題的癥結及重要的議題加以顯現；再經由高超的藝術技巧加以妝點，而使得在看似平實的文字敘述中，實富涵著多層次的意象塑造，而此種巧妙融匯心象和物象於一體，進行不露痕跡的契合，便是非馬於詩歌創作中所主張「象徵性」之重要文學內涵。
三、創新
人類的歷史之所以能綿延不斷，往前邁進；而生活的環境和品質能越見舒適與提升，都是因為人類潛能中存有一種創造新事物的能力。而此種能力即是所謂的創造力。「創造力是指個體在支持的